青年向她伸出两根指头，剪动几下。
“二……百？……”
“二一添作五，三百。我反过来感谢你们，甚至可以给你们写封感谢信留下。”
“敲竹杠！你这是敲竹杠！”
那男的怒吼。
“敲竹杠？要不是我机智勇敢地捉住这只猫头鹰，三百元你们哪儿讨去？你们占我个大便宜，反诬蔑我敲竹杠……”
青年振振有词。不动声色，也不发火。他性情怪好的。
“你小子坐这儿别走！我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会好好表扬你小子的！……”
那男的说着抓起电话，气急败坏地拨号码。
那女的在一旁直劲儿打圆场：“老李你别这样，别这样。这位青年同志兴许是开玩笑呢！再耐心谈谈，耐心谈谈……”嘴上虽如此说，却并不真心阻拦。
青年见势头不妙，趁那一男一女未提防，倏地站起身，拎了鸽笼往外便走。边走边说：“什么玩意儿，不识好歹！老子放生了！你们有能耐自己再捉回来吧！拜拜啦！”话扔在屋里，人已在屋外。
一男一女追出时，青年跑远了，铁丝笼子在他手下荡秋千。
他们呆望着，无可奈何。
青年跑到公园外，回头瞧瞧，见无人穷追不舍，放慢了脚步，愤愤咒骂：“狗男女，他妈的不通情理！”
他放下笼子，从手臂上扯下伪装的纱布，塞入垃圾箱……
隔日，这青年出现在自由市场。双手捧着一段经过细心雕琢的鹿角似的树杈，树杈固定在经过车磨加工的赤铜底座。一只猫头鹰雄赳赳威凛凛地栖息在树杈上。不过已不是活的，而是制作得相当不错的标本了。
八十年代的某些青年大抵都没有放生的慈悲，也大抵都不想积点什么德。他们普遍不再迷信什么，甚至可以说普遍不再相信什么。如禅门弟子似的，精诚所至，感化神明，茅塞大开，忽而顿悟，一切皆空，唯有钱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像跑狗场上的狗，戴着各种主义各种思想的脖套，又兜回到老祖宗的一条古训，叫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从这个陈腐得吹口气便飞灰满天的训条为“崭新”起点，开始追求，或曰“创世纪”。
猫头鹰底座悬挂着纸牌儿，上写“丰富家庭艺术情趣，引导生活新潮流——廉价出售，五十元整”。
与标本的做工相比，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实在拙劣。
同样的钱数，宁愿赔上做工赔上时间到自由市场来卖死的，不肯当成是名正言顺的酬谢费外加一封感谢信体体面面地接受，这种心理怎么解释？挺难解释，也挺好解释。时髦的注脚是“逆反”。
一九八六年，许多青年们，尤其城市青年们，尤其二十多岁的城市小青年们，普遍传染上了“逆反病”。西方的病理学家们因为“艾滋病”而忧心忡忡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们则在因为“逆反病”的无药可医而摇首叹息。城市的小青年却觉得患上了这种病如同骑上了一辆摩托兜风，完全没有任何不适的病症感觉。既然患上了这种病是这样的神气，连中学生们也受到大大的诱惑。中学老师教导不用功的学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学生立刻回答——“我是老二”。
那几天A城的晚报内容挺活。有人慷慨陈词痛切吁请对小青年加强思想教育，有人坚决反对往小青年的头脑中灌输传统观念；而在电视台为小青年们举办的恳谈会上，他们都说苦闷啊不被社会关怀啊不被重视啊不被理解啊寻找真诚啊真诚在哪里啊，仿佛早已被压抑得死不了活不成似的……
那几天A城的公检法机构正在准备开庭公审几桩要案大案。一九八六年，大骗子和改革者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同登社会舞台，在时代的紧锣密鼓中充分表演，文丑并茂。红脸的白脸的红白脸的白红脸的唱西皮唱散板唱二黄流水，轮番亮相。好戏继场，高潮不穷，情节跌宕。正剧、悲剧、喜剧、悲喜剧、闹剧、荒诞剧推陈出新，“中外结合”，洋洋大观，叹为观止。假改革者真经济犯有人包庇有人辩护有人拍胸顿足证明两袖清风查无实据；真改革者受诬蒙耻有人调查有人写匿名信上告有人揭发贪污受贿乱搞男女关系。黑的白的黑黑白白不黑不白之事有风有影无风无影捕风捉影捕不着风而能捉得着影。
一九八六年，时代的风标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偏西南忽偏东北不停止地飞转。然而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却并不感到晕头转向，因为他们早已不去关注它了。
城市在改革中体验着思考着忧患着亢奋着焦躁着踌躇着蹀躞着喜悦着烦恼着痛苦着忍耐着失败着鼓舞着夭折着诞生着……
一九八六年，城市扯不断理还乱地较着股劲。
一九八六年，似乎连中国人也搞不大清楚中国在向何处去究竟应该向何处去？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到底将是个什么样子？农民们终于又明白了还是“民以食为天”的。城市的老百姓们终于也明白了钱比任何主义都好。就都将主义方面的种种操心事儿一甩手丢给政治家们去争论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只有去当推磨的小鬼了！
那个以五十元的价格兜售猫头鹰标本的小青年将自己归到在这座城市里推磨的小鬼儿一类，他是太需要钱了。如同潜水员需要氧气一样，他期望着发大财的幸运，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占小便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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