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
头一次读蔡铮的文字是十四五年前了。油印本，厚厚的，好几本，有诗，也有小说。现在如还有，该是文物了。那时，他二十出头，每天写，大概已有百多万字了。他写作的风格、气韵当时就已经有了。
蔡铮的经历有些传奇。他的家乡红安是中国贫困之地，革命造反之乡。作为农民的儿子，饥饿贫穷，父母没有文化，加之社会动乱，他便“野”在那儿。好在他聪明，考上了师专读英文，也就是那时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毕业，他自愿回乡务农；养鸡，鸡却死个精光；不甘心，就闯去当兵。因为会英文，调到一所军校当教员。孤独、寂寞，与世隔绝，但却有了清净和时间，于是有了一段很好的创作。他的写作，主要也就是那几年。之后，他回老家种地，又去代课，又去读书。九四年中国现代史研究生毕业，他放弃读博、出国的念头，谋职北京准备发愤写小说。但无人赏识，也无处发表作品，生活亦无着落，最后还是出走，来了美国。又读书，又寻职，现在有了工作，也有了女儿，但他仍然不安，时时想辞职，去写他的小说。有一天，他或许会出走，突然跑回红安。写作始终像恶魔一样追随他，但他终也未能成一个职业作家，甚至没能发表作品。
寻根文学毕竟是“寻”，但蔡铮的小说却是土地中由根长出来的。蔡铮的小说如他的体质，结实饱满，像中国北方的玉米；在他小说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命的结实、旺盛，充满活力的诗意及热情，当然还有他的淳朴和天真。他由土地而来，他的小说由他而来，是他生命的庄稼。中国有不少写农民的小说和作家，但多是由外部的观察和描写，蔡铮的小说却是他生命内部的生长、开放。他属于大地和农民。
“五四”新文学以个性自由为主旨，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为参照和指向，因此就有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人文情态的激烈否定、批判和反叛。这是早期“五四”文学的主流。叛逆出走、孤独郁抑乃至激进革命的青年是当时小说的主要人物。今天来看，这是文明撞击中生命的裂变。不论对否，其作为生存、生命则为异常，由于异常个别而光彩。冯文炳的出现是它的一个反动，冯把目光转向中国本土，对民间风情给予人文的肯定。他使中国民间人文情态进入新文学语言，这有似于《诗经》。由是新文学除了由内向外的一向的叛逆与批判外，还有了由外向内回归的一向的对中国本土人文情态的认定和审美，新文学回到了中国人文生存的主体，回到了中国自身的文化气韵、人文情态和自然风俗。这是一个重要转变。冯文炳是一个开始，只是他更接近散文。到沈从文便有了成熟的人物的小说，至此新文学的这一脉在中国便落了根。以后有艾芜、叶君健、老舍。戏剧上，曹禺由《雷雨》到《原野》，也可以看出新文学的这种变化。所谓文学的根，即是其本语种的人文文化情态，语言由此发生。
自四九年，中国新文学就基本断了根。七八年后，出现了《今天》的诗和寻根文学，可以说这是中断的“五四”文学的再次浮现。前者接近个性自由，后者就是沈从文的传统。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上有意义的事，有了好作品，很有希望，但随之也有了不好。诗，追逐西方现代语言之时髦，小说更糟，把各种稀奇的怪事饰以民俗，拿来贩卖显示（电影将之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人们还来不及批评、反省、等待调整，即被商业浪潮淹没，成功即合理。文学几乎已经是另外的世界。
这里辑了蔡铮几篇小说，都是简单的小故事。在文学的泡沫中，或许它们是一小块泥土，可以让我们重新感受文学在中国大地质朴充实的生命和希望。
蔡铮的小说有一种本质的力量。好的小说没有意识先见，但同时却又是寓言，蕴含着生命的隐蔽秘密。蔡铮小说的故事结构还没有那么成熟，但他的生命具有对生活本质的感悟天赋。《读书》这个生动的故事，蕴含着中国世代农民和文化的关系。“字就是金子，银子”，这个简单愚蠢的真理就是中华文明大帝国的中心秘密，是它那句芝麻开门的咒语。如果说这个故事残酷、荒诞而又愚昧，那么这个古老庞大的帝国也同样。权力、财富、文字，三位一体。所谓文明，就是其以文字的中介对大地上芸芸众生的农民进行严酷统治与剥夺。文字是这个帝国权力的咒符。农民对文字的崇拜与迷信，正是他们受之统治与控制的表征。由此“晕书”这一荒唐的笑话，轻松而准确地透露了它的奥秘，文字即权力和权力对文字的垄断，由此人对它恐惧而疏隔。由此“要学一肚子字，还不要杀头”就不是一个玩笑。但是中国文明真正的悲剧和宿命是：“他还是把他玩丢了书包的宝贝儿子毒打一顿，谁劝他都不肯住手。当夜又叫堂客把他的破褂子剪了，给儿子缝了个新书包，叫他第二天背了上学去。”农民活得再不是人，但中国文字还是建立了“人”，而文字也还是通向金子、银子的阶梯。文字不仅仅是帝国权力的咒符，也是盖印在农民骨子上的咒符。这是中华帝国几千年文明坚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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